1. 抗戰風雨中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

      來源:學習時報作者:周云 尚偉責任編輯:杜汶紋
      2019-10-01 07:08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下簡稱香港“八辦”)是抗戰初期黨在香港的核心領導機構,1938年1月初設立,1942年2月因香港淪陷結束工作,其間廣泛開展宣傳聯絡工作,積極發展華南抗日力量,周密組織省港大營救活動,出色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各項任務,為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粵港地區持久抗戰武裝基礎,保護在港文化民主人士,推動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高層決策 慎重選人

      盧溝橋事變后,盡管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決心和意志空前高漲,但由于國民黨當局推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御的作戰方針,至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沿海諸港口或淪陷或遭封鎖,香港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聯絡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樞紐。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對日本的侵華行徑態度曖昧,香港成為國內外各種勢力角逐的特殊戰場。經慎重考慮,黨中央決定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利用香港的特殊國際地位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已經派出的其他地區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都是黨內的資深重要人士,如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陳云、陳潭秋、李克農等。對于香港“八辦”負責人的人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在延安的窯洞里進行了深入討論,最后決定選派廖承志前往香港開展工作。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母親何香凝都是國民黨著名元老,在國內各界和海外華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廖承志本人精通多國語言,海外聯系廣,社交能力強,由他負責香港方面工作有許多優越條件。

      1937年12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來在武漢面晤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提出在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等事宜。經卡爾協調,得到港英當局應允,但要求“八辦”不得公開掛牌,以保持英國的中立國地位。1938年1月初,經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漢年、連貫等人周密籌建,香港“八辦”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設立,對外稱粵華公司,以經營茶葉生意為掩護,搜集國際局勢信息,宣傳黨的抗戰主張,恢復整合香港等地中共組織,領導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接收并轉運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友人捐贈的抗戰物資。廖承志為辦事處主要負責人,潘漢年參與領導,連貫負責處理日常事務,李默農、張唯一、喬冠華、羅理實等20多位同志先后以各種合法身份和社會關系為掩護在辦事處工作。

      縱橫捭闔 同氣連枝

      香港“八辦”成立后,即依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以香港為陣地,順應香港人民和海外華僑興起的抗日救亡運動熱潮,擴大國際宣傳,加強對民主人士、港澳著名人士、愛國華僑領袖及國際友人的統戰工作,建立各方面的統戰組織。

      1938年6月,在香港“八辦”的籌劃與協助下,宋慶齡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在港成立。同盟成員中有許多中外知名人士,如國民黨的孫科、馮玉祥,印度革命領袖賈·尼赫魯,美國著名歌唱家保羅·羅伯遜,英國名人克萊·布思,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等,廖承志親任執行委員兼秘書長。

      為了團結更多在港文化界、出版界、新聞界人士,香港“八辦”通過這些領域的中共黨員廣交朋友,共同組建抗日文化新聞團體,創辦抗日報刊,開辦進步書店,編演進步戲劇、電影。僅1938年至1939年間,就在香港新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等6個進步文化團體,新辦《文藝陣地》等10多種進步刊物,還組織力量翻印出版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并在國內外宣傳發行。

      此外,香港“八辦”還與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建立良好關系,通過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不斷增進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與支持,促進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愛國救亡運動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在其成立后的兩年半時間里,就收到海外華僑匯款220萬元及大量抗戰物資。大批華僑和港澳青年舍棄安逸生活,涉險來到香港“八辦”登記報名,經香港轉至延安學習或直接奔赴前線參加抗戰。自1938年至1939年,經香港“八辦”介紹轉運去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港澳華僑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就達600余人。

      為確保護送人員和轉運物資的任務順利完成,香港“八辦”和內地“八辦”密切協同,嚴密組織,開辟了抗戰期間“香港—延安”的千里交通線。以1939年5月一次抗戰物資轉運為例,當時香港“八辦”通過統戰渠道采購了大批汽油、機油和5輛道奇牌卡車存放于越南海防,為及時將這批物資轉運至抗戰前線,由桂林、貴陽“八辦”抽調的押車副官及20多名司機采取分程接運的辦法,先將這批物資從越南運到我國廣西憑祥,然后經桂林、貴陽、重慶、西安等“八辦”的通力合作,最終成功運抵延安。香港“八辦”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有力地增進了民族情感,凝聚了民族力量;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人員物資千里轉運支援抗戰,極大地彰顯了四海一家、同氣連枝的民族根脈。

      籌建武裝 抗敵保港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辦”高度重視抗日武裝力量建設工作,積極領導協助中共粵港地方組織建立和發展華南人民抗日武裝,先后建立東江、珠江、瓊崖多個抗日根據地,這些抗日武裝成為香港淪陷后持久抗戰、保衛粵港人民的堅強力量,為粵港地區抗戰作出了杰出貢獻。

      東江、珠江、瓊崖地區人民抗日游擊隊在建立初期,面臨物資缺乏等諸多困難,特別是缺少經驗豐富的黨員骨干。廖承志多次致電中共中央,請求延安派遣有作戰經驗的粵籍干部予以支援。中共中央結合實際先后派莊田、梁鴻鈞、謝立全等軍政干部分別到上述地區游擊隊擔任領導,加強部隊軍政訓練,提高作戰指揮水平,有力地促進了粵港地區游擊戰爭的發展。同時,香港“八辦”還積極協調保衛中國同盟,動員捐款捐物,緩解游擊隊物資匱乏的困境。

      香港“八辦”還會同粵港地區中共組織,積極引領愛國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組建回鄉服務團,支持華南地區人民抗日游擊戰爭。在東江、珠江、中區、西江、瓊崖、南路等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回鄉服務團最多時達30個,其中最為有名的是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1939年1月,在香港“八辦”及中共香港地方組織的支持和鼓勵下,由南洋惠僑救鄉會與香港惠陽青年會、余閑樂社、海陸豐同鄉會等愛國團體發起組織的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惠陽縣淡水墟成立,共有團員500多人,在東江地區14個縣市開展抗日活動。這些回鄉服務團深入城鄉、發動群眾,建立民眾自衛武裝,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粵港地區敵后游擊戰的開展。

      省港營救 佳話流芳

      1941年12月25日,港英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侵華日軍占領香港后,立即封鎖海上和港內交通,實行戒嚴,劫掠財物,搜捕抗日人士,150萬香港同胞陷于日軍刺刀鐵騎蹂躪之下,被困在港的愛國文化人士、民主人士的處境更為險惡。

      中共中央對這一情況極為關注,自日軍侵略香港開始,周恩來就連續多次致電廖承志,指示他迅速將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搶救出來并轉移至安全地區。1942年1月,在經過嚴密籌劃和周密準備,香港“八辦”協同粵港地方黨組織、東江地區抗日游擊隊展開愛國人士營救工作。香港“八辦”抽調干部骨干分批帶領愛國人士闖過日軍哨卡和海上封鎖,通過敵偽頑區的盤查和土匪的攔截,克服重重困難,成功脫離香港險境,抵達安全地區。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省港大營救”。

      在營救出港的800多人中,不僅有著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沙千里、胡繩、梁漱溟等300多人,還有包括被日軍關押在集中營的英軍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國僑民近百名,以及國民黨駐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國民黨高級官員余漢謀、吳鐵城等人的多位家屬。大營救極大地增強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信心,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42年2月,隨著營救行動的成功完成,香港“八辦”的使命也勝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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